◎ 吳景欽
行政院會議通過「國家安全法」修正草案，其中增加經濟間諜罪，以防我國核心關鍵技術流入他國或中國大陸，致損及國家安全與經濟競爭力。尤其若以近兩年疫情期間所造成全球晶片短缺，台灣因掌握技術優勢，致能保持一定競爭力來看，新增經濟間諜罪，似有其必要。惟以草案內容，是否足夠明確，實有檢討之餘地。
對於科技技術外洩，現行治罪法條為「營業秘密法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，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侵害營業秘密罪。此罪的刑罰不重，更屬告訴乃論之罪，故於現實面，被害的企業者，往往僅是以刑事告訴來達成民事賠償的目的，嚇阻效果自然相當有限。尤其是此罪，並無依據營業秘密的等級而有不同的法定刑，若有涉及國防秘密與經濟秩序者，卻完全委由私人企業自行衡量是否提起告訴、是否以刑逼民，實等同將國家安全置於私法自治的談判桌上，更顯此罪的缺陷。
而根據行政院會議通過的國安法草案，就採取層級化的保護體系，即於國安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，任何人只要為外國或境外敵對勢力，來竊取、侵佔、洩漏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等侵害行為，即可處五至十二年有期徒刑。又根據同條第二項，若是將此等技術於境外使用，則可處三到十年有期徒刑。凡此重罪，因涉國家安全，自非屬告訴乃論。至於不屬核心關鍵技術的侵害營業秘密行為，則仍依營業秘密法為刑罰。
惟如此的層級化保護，因法定刑落差極大，如何認定所謂核心關鍵技術，勢必成為法庭爭議的重點。只是根據草案第三條第三項，對於核心關鍵技術的界定，如國際公約、國防安全、國家關鍵基礎建設、提升國家競爭力等，皆廣泛無邊際，實等同空白授權由行政院來決定，這就難免於恣意與專斷，致碰觸罪刑明確性之紅線。
或許也是考量此等核心技術的認定須有專業，故於草案第十七條也明文，涉及國安案件，法院得設立專庭或專人來審理。這雖有助於審判的精緻化，但對於此等專庭法官的選任，似也要有國家安全意識的考量，如何避免有如威權體制下忠誠、忠貞義務之質疑，恐更應審慎以對。
（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）